篇一：党史主题教育精选汇编
党史经典故事汇编六篇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党史经典故事，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史经典故事
5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
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党史经典故事
一天，毛主席向周总理和**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对于这种解决方法，毛主席摆了摆手说：“每件事应当自觉自愿的。”
周总理回答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毛主席不赞成这种手法。
那么，毛主席的策略是什么呢？毛主席笑着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
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党史经典故事
王震爱才惜才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史经典故事
毛泽东的拐杖情缘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
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毛泽东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喜欢拐杖，宁可拄杖徒步，也不愿坐担架，更不愿坐轿子。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宁愿拄杖徒步，也不坐轿子，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原因也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对此，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党史经典故事
彭德怀开解下属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党史经典故事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4年7月，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在闽赣苏区休整补充后率先北上，进入闽浙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地区遭到敌军的疯狂围攻，最终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壮烈牺牲。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三万多八闽儿女参加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壮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八闽儿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胜利到达陕北的，已经不足三千。湘江之战，以闽籍指战员为主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承担断后任务，血战十天，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7000多人几无所存。在祁连山脚，西路军血洒河西走廊，红五军团悲歌高台城下，数千名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闽籍红军指战员马革裹尸。在遵义城下，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边，在大渡河头，在皑皑雪山，在茫茫草地，在六盘山，在直罗镇，到处都洒下了八闽儿女的鲜血。(这是先遣队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前提下而进行的)
一个远离喧嚣的偏僻的小山镇-----赤溪，距城关53公里，四面环山，峰峦叠起，每座山峰都在溪中长出，山清水秀，正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叶，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在头上压着三座沉重的大山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
苦。他们为了解脱这些痛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国家，他们抛投骨，洒热血。
这天你们生长在红旗下，个性在这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你们就很难体味到那时的背景，残忍，是的，此刻我就讲讲，我们赤溪镇的一些党史吧。
赤溪是一个小山镇，三十年我们那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便于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好环境，因此，我们全镇上下基本掀起参加革命风，据完全统计有108人参加革命，比霍童镇还多三个，真是一个奇迹啊。
篇二：党史主题教育精选汇编
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汇编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１９１９年５月７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全城学生义愤填膺，奋起响应，宁波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始实行总罢课，余姚、象山等地的学生也举行各种声援活动。
１９２０年８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１９２０年８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１９２１年８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在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１９２２年１月１２日，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取得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
１９２２年１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６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
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９日－３０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安源路矿的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在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到巩固和发展。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十万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１９２３年２月４日，京汉铁路工人两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军阀吴佩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１９２４年２月７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会上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１９２４年５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宁波支部成立，直属团中央领导。
１９２４年７月发生的余姚万名盐民反公仓的斗争，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不仅是浙江工人运动复兴的起点，也是全国工人运动从“二七”罢工之后的低潮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１９２４年７月３日，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成立。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日－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１９２５年２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
１９２５年２月至３月间，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宁波支部，周天僇任书记。从此，宁波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１９２５年６月，在共产党员、鄞东农民运动领导人竺清旦领导下，掀起了反封建、反劣绅的斗争。这是在中国共党组织领导下，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５年７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
1926年1月17日，中共宁波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1926年5月，宁波成立了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中共奉化松岙支部和中共余姚坎镇支部（亦称盐场支部）。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10月21日，宁波地委在小教场召开有3000余名工人代表参加的成立大会，公开宣告宁波总工会诞生。宁波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宁波工人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27年2月11日，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宁波代表赵济猛、王嘉谟、卓兰芳、樊正赓、乔云章等出席大会。
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1927年3月31日，宁波临时市政府成立，临时市政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全国并不多见的革命统一战线政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标志着国民党右派武装反共的开始。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浙江工作会议上，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在全省建立6个中心县委、市委，直属中央领导。不久，中共中央巡视员邵溥慈来宁波组织成立中共宁波市委员会。8月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波特别支部，书记徐英。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这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930年8月，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成立，费德昭为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洪传扃为政治部主任，“红一师”的活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此后，“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934年２月，国民党在上海龙华杀害了左联的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等五人，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本质。
1934年10月10日，由于国民党重兵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1935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并撰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英文版于1937年面世，1938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国内发行。该书第一次向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事迹，在世界和中国国内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破产，并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长征精神。
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时称“七君子事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爆发，“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边区辖26个县，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9月23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7年９、１０月间，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7年10月初，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成立，朱镜我为书记。自此，中断5年之久的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重新建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三十余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起滔天罪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宁波党组织输送和培养了王嘉谟、张秋人、卓兰芳、龙大道和徐英等五名浙江省委书记（代理书记）。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
1938年5月，中共宁绍特别委员会在嵊县太平乡沃基村成立。
1941年，为了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讲演。
1941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1940年3月，中共宁属特别委员会在慈东洋墅成立，王文祥为书记。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慰劳陕甘宁边区抗战军民。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
“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
1941年１月６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牺牲。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进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
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1942年6月，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2年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使浙东地区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并取得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5年4月－6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1943年8月，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梁弄，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1945年9月2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2年至1945年，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发动大规模内战，企图消灭浙东新四军。浙东军民进行了坚决抗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首和平请愿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并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
1946年８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7年1月，中共浙东工委决定，成立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
1947年3月初，浙东工委在宁海岔路白岭根村召开会议，亦称“梅花村会议”。“梅花村会议”成为浙东和台属党组织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进攻陕北解放区。这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开始。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自治区政府主席。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区域自治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1947年5月15日，中共四明工委在慈南山区的草帽庵重建四明武装，标志着四明山地区的革命斗争由隐蔽坚持阶段转向游击战争阶段，开创了浙东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47年5月13日，华东野战军发动“孟良崮战役”，全歼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
山东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1948年1月，由于书记刘清扬被捕，浙东工委改为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顾德欢任书记。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
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这是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国民党军队主力进行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
1949年3月5日－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号召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２０日子夜起，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的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在白马庙乡成立，人民海军从此诞生。
1949年5月19日，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绍兴组成，为宁波市军管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行政、财政等管理事宜。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
1949年7月9日上午，国民党驻石浦玉泉盐场千余名税警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石浦、昌国卫,宁波地区陆地全部解放。
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空军。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1949年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决议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基本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中国开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１０月１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并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中国海关由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
1950年2月13日－2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以中央名义编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出版发行。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0年11月6日至7日，宁波市决定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活动。到次年底，宁波市捐献人民币154亿元（旧人民币），可买10架战斗机；各县捐献人民币417亿元，可买27架战斗机。
1951年4月，宁波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坚决镇压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起社会新秩序。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广大干部、党员认真学习贯彻《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1954年6月25日－29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54年7月15日至19日，宁波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宁波这块沃土上正式诞生。
1954年9月15日－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1955年4月18日－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余姚县龙南乡（今属慈溪市横河镇）和五洞闸两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作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对宁波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成功探索是一个极大的肯定。
1956年1月14日－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1956年5月25日至6月1日，中国共产党宁波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刘德焜为书记，葛仲昌为副书记。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指明了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7年5月15日－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58年5月5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11月3日，刘少奇视察宁波，并于当天登上“洛阳号”军舰，听取舟山群岛要塞司令部政委、东海舰队司令员的汇报。晚上，听取了中共宁波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1959年9月底，发现大庆油田，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这是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
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宁波市容。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自从1959年3月开始平息西藏反革命叛乱以来，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全国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发扬。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1964年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7年9月5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
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以来，我国的空间技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70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二十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1972年9月，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夏，河姆渡遗址被发现，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1976年９月９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20世纪70年代，依托宁波港的区位优势，我市开展了宁波港、浙江炼油厂、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等4个大中型项目建设。四项工程建设是解放后国家及浙江首次在宁波投入巨资，实施大规模建设的开端。
1977年7月16日－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认识。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1978年3月18日－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要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建议双方首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
1979年1月29日－2月5日，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1979年2月，宁波地委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贯彻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加快发展农业、全面落实党的政策、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工作。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4月5日－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979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1981年2月25日，中央九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1981年6月27日－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
1982年9月1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1982年11月24日－12月11日，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统一战线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1982年11月26日－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从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宁海县桑洲公社桑洲大队实行取得成功后，在宁波地区范围内逐步推行。
1983年5月31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宁波地、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撤销宁波地区建制。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做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是银行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1983年10月1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座谈会纪要，明确宁波等14个港口城市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与四个经济特区一起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听取谷牧同志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汇报，在谈到宁波工作时他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一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的宁波人，对宁波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1984年10月，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后来，开发区总面积达到29.6平方公里，是我国建区最早、面积最大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1985年，宁波在全国首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率先引入竞争机制。这一创新之举得到了中组部的充分肯定，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1985年10月29日，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办的宁波大学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宁波教育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85年12月10日，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宣告成立。国务院为一个地方城市专门设立领导和协调机构，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6年3月3日，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交关于恢复
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1986年12月8日，宁波作为传统风貌型、地方特色型和特殊职能型相结合的城市，名列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复决定对宁波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7年3月26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8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决定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来，筹建海南省。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阐明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88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宁波为“较大的市”。从此，宁波拥有了立法权，宁波经济社会各项建设有了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保障，宁波的发展如虎添翼。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198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0年9月22日－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亚运会，也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0年12月1日，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向全军部队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归纳为三件大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汪道涵当选会长，荣毅仁任名誉会长。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1992年3月20日－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1992年4月15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布自1990年9月以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为“希望工程”的题名和题词，并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修改后的《党章》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92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专程来宁波考察指导工作，欣然命笔：“洋洋东方大港，改革开放前哨。”5月26日至27日，中共宁波市委召开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以港兴市，以市促港”战略目标。
1992年11月，宁波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分东区、西区、南区，总面积2.3平方公里，是浙江省唯一的保税区。
1993年3月，宁波大榭开发区成立，由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成片开发，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
1993年6月5日，在联合国世界环境日纪念大会上，滕头村被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1993年8月3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白皮书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及现状，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文选汇集了邓小平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春视察南方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
1993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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