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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析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伟大历史转折？4篇
第1篇: 请分析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伟大历史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重大的决议。（1）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全面纠正了自1957年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2）全会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3）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4）从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它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起点。
第2篇: 请分析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伟大历史转折？
3、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答：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第3篇: 请分析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伟大历史转折？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 中央党校教授 曹 普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
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命运。
【期刊名称】共产党员（河北）
【年(卷),期】2016(000)026
【总页数】2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讲堂;知识;党史;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历史;遵义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
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命运。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选择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让国家走上繁荣富强。应该说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探索的开局是好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从1957年开始，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挫折和问题。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工农业发展都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想的那样一个好的发展。
但是，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二战后世界范围兴起了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都实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比如说，美国经济从1961年到1969年有106个月实现了连续增长；
欧洲经济通过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迅速走出了战后的困难局面，并且迅速实现了恢复性发展；
日本应该说战争对它的经济破坏是很严重的，但是它从1956年开始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1960年完成，从1960年到1979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持续15年它的经济在这一阶段增加了七八倍之多。日本1964年举办的奥运会，他在奥运会举办后三年GDP就超过了英法，在第四年的1968年就超过了德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GDP总量的世界第二位。
和这些国家相比，应该说中国是大大落后的。也包括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四小龙，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所以，综合起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是双重逼迫的结果：一是国内的困局，一个是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
二、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达到解放思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伟大转折是两年后实现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了。在华国锋当政期间，“两报一刊”也就是1977年2月7日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打破“两个凡是”这方面是通过一篇重要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意思，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实际这就排除了“指示”等一些个别的只言片语，当然，矛头是针对“两个凡是”去的。
所以文章发表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就讲到真理标准的阻力。1978年6月2日，就在真理标准讨论受到压制，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受到批评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明确地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实际上是支持了这场讨论。
在6月24日，在小平讲话后，《解放军报》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下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斯主义的基本原则》，继续批评“两个凡是”。在这之后，包括七八月间，小平同志又找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批评讨论的一些人谈话，提出不要下禁令，不要设陷阱，要活跃思想，要深入开展讨论。
在这个同时，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纷纷表态或者发文章支持这个讨论，倡导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等正确的意见。
自此之后，包括各个省（区、市）的领导人也纷纷出来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样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支持声势，这就为这场讨论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政策的酝酿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酝酿了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地逐渐深入，在这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1978年7到9月，务什么虚呢？就是怎么样加快现代化建设，怎么样把我们的发展搞得更快一些。务虚了两个多月，得出了大家经过讨论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这次会议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中讨论改革开放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持者是李先念，华国锋是经常来参加旁听这个会议的。会议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一个总结讲话。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规模、它变化的激烈和剧烈可能不亚于我们过去所领导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他还说，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各种墨守成规的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他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这样比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从头搞起的“爬行主义”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改革开放的意思都出来了。
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对于工作重点转移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揭批“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总要有一个底，到一定时间就要告一段落，我们要把工作转移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去。这个“正常的工作轨道”实际上就是经济工作。1978年9月，他在东北的一些讲话都反复地阐述工作重点要转移，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工作重点的转移都开始有所酝酿了。
在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个比较长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召开的，一直开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稿他亲自拟定了提纲。讲话的内容一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他说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就可能亡党亡国；
二是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由此他提出民主要制度化、要法律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想法认识的改变而改变。另外，还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再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被葬送，还特别提出了改革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等。
这个讲话讲到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报告，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
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因为前面有36天的充分准备，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前两天主要是学习和传达36天工作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后3天主要是讨论分组讨论这些讲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会议的结论。这个会议最重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拨乱反正。
第一个拨乱反正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四是会议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由此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
概括起来说，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大转折的原因所在
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转折，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会做出的一些重大决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
第二，充分地发扬民主是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会议期间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各种看法，包括对一些领导人的批评都没有受到阻挠或者打压，这些发言有的在会议简报上都登出来了。这种民主的氛围、党内民主得到重要保障也是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键时候把握方向、进行决断，成为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所以说，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它作为一个光辉的标志会长期地记载在党的历史史册上。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4篇: 请分析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伟大历史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扩张”。为了阻止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扩张”，美国一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封锁，另一方面加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组织美国战略利益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更加重视对这个战略利益圈的建设，并十分重视对台湾这一军事基地的巩固和加强。美国一方面峡，另一方面给台湾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使国民党守台军队中的海军和空军很快就达到了现代化的装备水平。美国寄希望于蒋介石，要把蒋介石的军队作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先锋军。与此同时，他们又暗藏了一手，就是在台湾扶持亲美势力，支持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制约蒋介石，另一方面寻找时机，准备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20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把自己与美国捆在一起，一心要“反攻大陆”，他对“台独”丧失了警惕；
毛泽东却发现了“台独”的危害性，并且对“台独”做出了强烈反应。
毛泽东看穿了美国的图谋。他在1958年9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形象地说，美国和中国都怕打仗，但是，谁怕谁多一些?还是美国怕中国多一些。美国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搞军事战略基地，但是，这些正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美国在台湾扶持亲美势力，扶持“台独”势力，不光是要控制蒋介石，更主要的是要分裂中国。
蒋介石是一个老牌政客，当然对美国的打算也看得清清楚楚。他对美国扶持亲美势力以控制他，扶持“台独”势力以待机分裂中国，内心是不高兴的。但是，他当时正是需要美国人支持的时候。他清楚，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是守不住台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会武力解放台湾。因此，他必须与美国维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美国人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并且把美国拉入国、共两党的军事对抗之中来，以保住自己在中国的最后一块立足地，同时，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大陆”。基于此种认识，蒋介石对美国采取了亲近政策。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组成后，起用了一个著名人物当国务卿，此人叫杜勒斯。这个人之所以著名，一是因为他更新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二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提到过他。赫鲁晓夫怕这个人，说他“厉害”；
毛泽东则说，美国政府里，杜勒斯是比较“有章法的”人。但杜勒斯的引人注目，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个原因。
杜勒斯所更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是：美国要在欧洲与苏联争夺，在亚洲建立“反共战略基地”，与共产党对抗。在这个新战略中，台湾被他视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可与韩、日、菲、越一起构成一个包围中国的链条。为了把台湾建成美国的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他考虑，不能只支持蒋介石，还要在台湾进一步扶持搞“台湾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一旦形成势力，就可以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真正归美国控制了。因此，按此主张，美国开始暗中支持“台独”。
杜勒斯当上美国国务卿后，一手支持蒋，一手控制蒋。蒋介石一方面依赖美国提供军援支持他守台，另一方面对美国支持“台独”也不满意。因此，蒋介石也对美国搞了两手，一手继续和美国搞好关系，争取美国的支持，另一手，对“台独”进行镇压，不让他们在台湾成气候。但是，蒋介石既然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才能守台，因此必然在反对美国所支持的“台独”上十分不力。事实上，蒋介石是把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放在第一位，把他们与“台独”分子之间的矛盾放在第二位。他认为，“反攻大陆”是他的主要任务，反对“台独”，并不十分要紧。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把“台独”势力消灭掉，而是使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发展起来。“台独”势力的发展，已经对中国统一构成了极大威胁。
毛泽东早就看到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对中国统一所构成的威胁。他反对蒋介石的亲美政策，同时也看到了蒋介石也是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由此，毛泽东在反对“台独”问题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要争取蒋介石，拉蒋介石反对“台独”，同时提醒蒋介石，美国人支持“台独”，意在分裂中国。
1954年9月9日，杜勒斯专程抵台同蒋介石会谈。杜勒斯一方面为蒋打气，向蒋作出军事援助台湾的保证，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蒋。另一方面又向蒋提出，国民党自己守台是困难的，可以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者交给中立国代管，使台湾中立化。杜勒斯甚至直接提出，可以建立“台湾独立国”，只要这样做了，共产党就不敢武力攻打台湾了，台湾的安全就有了保证。蒋介石听了这些话后，很不高兴，他没有接受美国的意见。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不足，需要依靠美国守台湾，蒋介石对于杜勒斯提出的这些意见，没有表示激烈的反对。
当“台独”活动猖獗起来时，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认识，他对国民党提出：“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毛泽东的话使蒋介石对美国有所警惕。
杜勒斯在台湾的活动，瞒不过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美国的意图和美国支持“台独”对中国统一的威胁。1954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一切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者交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领土，奴役台湾的中国人民，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这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显然代表了毛泽东的观点。其中最要紧的，是指出了搞“台独”的实质是想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同时，中国国防部于10月1日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中国政府的表态，表示了这样一个决心：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如果美国要制造所谓“台湾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会不惜任何代价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台独”势力在美国的扶持下一度猖獗起来。美国在暗中扶持“台独”势力，也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压制“台独”势力。但他的总策略还是要依靠美国对他实行经济、军事以及国际政治上的支持，因此，他对于美国支持下的“台独”势力虽然也打击，对于亲美势力虽然也压制，但总的看，他反“台独”并不十分彻底。在那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把逃台的国民党当局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他专心与美国勾结以防守台湾，没有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出现，并且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认识有根本不同。毛泽东认识到，当美国支持下的“台独”势力发展起来后，中美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同时，毛泽东也看到，蒋介石虽然反共，但他力主祖国统一，不准搞“台独”，对“台独”势力还是镇压的。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之间有共同性。基于这种认识，他调整了对台政策，把原来的既提要武力解放台湾，也提和平解放台湾，调整为以提和平解放台湾为主。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基本点，就是力争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总方针包括两个具体方针：一个具体方针是与美国接触。由于中国政策的调整和采取主动行动，中美两国开始在日内瓦会谈，后来又发展为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另一个具体方针是提出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相关政策。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又一次把共产党要与蒋介石会谈的意愿说清楚了。周恩来还具体谈到一个构想：和平解放台湾后，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周恩来这番话，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路，即把和平统一，反对分裂，反对“台独”放在了国共两党之间矛盾斗争的前边，摆在第一位，并且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只要台湾能够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蒋介石不但仍然可以在台湾，而且还可以保留军队。毛泽东的这一思路不久即作为国家的一项政策确定下来。
但是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在美国支持下的“台独”势力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他看不到中美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出现，甚至不承认中美之间存在民族矛盾，而仍然把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放在第一位，把反攻大陆当作他的主要任务。1957年至1958年间，他不断派飞机轰炸大陆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派海军袭击沿海一些口岸和出海打鱼的渔民，派武装特务窜犯大陆，在金门、马祖地区与美国军队一起搞军事演习。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美国支持“台独”势力时，没有把中美界限划清楚，仍然把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放在第一位。为了压制一下蒋介石的气焰，毛泽东不得不于1958年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事实上，炮击金门也达到了预定的效果。
毛泽东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的同时，在政治上又提出要与蒋“和”的主张。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他亲笔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中，针对蒋介石说：美国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们的，“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当年10月25日毛泽东又亲笔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多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并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一致对外”。
毛泽东坚决反“台独”，对蒋介石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蒋介石开始抵制美国，打击“台独”的力度也加强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的基本原则和用“一纲四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
毛泽东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毛泽东反对“台独”的言行，通过多种渠道传给了蒋介石，提醒了蒋介石，蒋介石真正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他开始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加大了打击“台独”的力度。这样，就形成了毛泽东牵着蒋介石反对“台独”的局面。
1958年，就在炮击金门的同时，毛泽东曾经请与蒋介石有较深的交往、与毛泽东也有很深交情的章士钊先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章先生在这封信中向蒋介石说明了毛泽东关于“联蒋抵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说：毛泽东、周恩来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愿意与蒋介石先生再次合作，共同实现祖国统一，抵制美帝国主义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蒋介石收到了章先生的这封信后，在阳明山他的别墅里思考数日，还招来陈诚、蒋经国等高级官员一起商议多次。从这一情况来看，章先生转达毛泽东意思的信，已经打动了蒋介石，只是蒋介石仍存疑虑，故迟迟不愿意在和平统一道路上迈步。
到了1959年，毛泽东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传递带有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内容的信息。周恩来继续请一些与蒋氏父子及其他国民党高官有私交的著名爱国人士给蒋介石、蒋经国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写信、传话，表达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1959年12月，中国政府特赦了11名国民党战犯，其中有杜聿明。特赦后，周恩来专门同杜聿明谈过一次话，请他向蒋介石传话，说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请原来给蒋介石写过信的章士钊亲自到香港走一趟，向在香港的国民党要人转达中国共产党关于愿意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信息。章士钊临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还专门议定了一个原则，由周恩来当面向章士钊谈清，这就是，请章先生向蒋介石透露如下意思：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后，中国共产党会认真考虑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名”和“利”两方面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台独”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为和平统一而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蒋介石在表面上并没有积极响应，但他的内心已经受到极大触动。他也认识到了美国人分裂中国的图谋和“台独”的极大危害性，因此，在行动上开始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更严厉地打击“台独”。
蒋介石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最突出的，是他对美国“划峡而治”方针的坚决抵制。毛泽东则一眼看穿这个方针是美国政府年代初搞的“台湾自治”、“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翻版，是美国分裂中国的新阴谋，他当即令我与美方谈判的代表严正拒绝，并揭露了美国的阴谋。在台湾，蒋介石也对“划峡而治”方案做出了激烈反应。19日，蒋命令台湾当局的“外长”黄少谷在“立法院”声明：美国的方案“损我权益”，我“决不承认”。杜勒斯并不死心，他在9月30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蒋介石再次提出。蒋介石十分气愤，他立即做出了激烈反应，于10月日专门接见美国记者并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反对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军。他还尖刻地说：我没有接受杜勒斯谈话的“义务”。杜勒斯见蒋介石发了火，便于10月20日专程飞台，与蒋会谈。会谈中，杜勒斯又一次压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的方案，蒋介石大发雷霆，断然拒绝了杜勒斯的方案。就在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命令特别指出：“中国人的事绝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其“划峡而治”的方案。耐人寻味的是，在10月23日发表的蒋介石与杜勒斯的会谈公报中，蒋介石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毛泽东后来以赞赏的口气评论了蒋介石对美国的防备。
毛泽东坚决反“台独”，并且为祖国统一而真诚打算采取“联蒋”的政策，使蒋介石也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是对的。他加大了打击“台独”的力度。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不仅把“台独”头领彭明敏等人长期关押，而且他对任何鼓吹“台独”的人都不放过，一经抓起来，长期关押。196年4月，台湾选举各县、市长和“省议员”蒋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独”的人，不得参加选举。受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台独”头子廖文毅1960年跑到日本的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蒋介石知悉后，派员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缔所谓“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日本政府顾及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也采取了一些限制廖文毅活动的措施。虽然日本政府做的是表面文章，但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之下，廖文毅在日本搞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组织始终发展不快，后来不得不移往美国活动。
毛泽东注意到了蒋介石政策的变化，他对于蒋介石采取的打击“台独”的行动是赞同的。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毛泽东决定：需要再放宽对国民党和蒋氏父子的政策。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问题，提出了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在美国人手中的基本原则。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
“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1.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
2.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4.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毛泽东提出关于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在美国人手中的基本原则和用“一纲四目”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给蒋介石写信，作了详细转达，对蒋氏父子触动很大。他们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真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竟然能够不计前嫌，制定出这样宽大的政策，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也唤起了他们的民族大义。蒋氏父子生前一直坚持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坚持对“台独”实行高压政策。陈诚在病逝前说过这样的话：中共有泱泱大国气度，希望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决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代表了蒋氏父子和台湾国民党多数高官的心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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