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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造成近代中国如此深重的苦难,除了列强的原因,清政府自己又该负怎样的责任呢?3篇
分析造成近代中国如此深重的苦难,除了列强的原因,清政府自己又该负怎样的责任呢?篇1
中国是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历史大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件值得炎黄子孙们自豪的事。但近代的中国却一直处于落后的状况,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相对于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美国的科技、经济更加发达。你可以说它抓住了自己的一切机会,但反过来分析下,近代的中国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会在近代出现停滞?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众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但却无力挽住近代中国落后的狂澜,其实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过转型的机遇,但终究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 明中叶万历年间(1573—1620年),随着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镇的手工业中,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一股反映中小地主、商人和早期市民阶层要求,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程朱理学思潮的出现。他们不仅攻击程朱理学,还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声讨。 在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的治河经验;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内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杜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中国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16至17世纪西方文化开始向世界各地渗透,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大量东来,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息,如天文、历算、地理、美术、音乐等等介绍到中国,大开了中国士人的眼界,激励了中国某些“最有学识的人”,开始追踪世界科学。另一方面,东学西渐,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儒教、道教、园林、艺术、器物、书籍、植物种子传入西方, 向西方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可以说,假如中国文化沿着自我批判的方向发展更新,假如后来的统治者能顺时度势,改弦更张,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便有可能绕过近代历史的险滩,与西方世界在近代起跑线上展开富有生气的竞走,从而再度走向辉煌。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选择。这股冲撞旧制度、发展新科学、交流中西文化的浪潮,在满族入关和清王朝建立之后,却被断然煞住,从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大好时机。
中国封建社会太漫长,缺乏产生近代科技的动力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封建社会长达230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又最迟走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中国的封建统治对科技发展的阻碍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近代中国封闭的环境削弱了国人的创新思维导致国人创新思维减少的环境因素主要指落后的社会制度、闭关锁国的国策等。没有了创新思维,何来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又怎能不落后?
首先,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压制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西方在16世纪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快速兴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科学技术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从而激活了人们的创新思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更加完善的封建主义社会,它不但严重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思想领域压制创新思维。统治阶级内部的保势力反对变革,这是阻碍中国人创新思维发展的一块大绊脚石。
其次,国家实行封闭政策不利于中国人创新思维的发展。中外历史证明,国家只有开放,才能使国家获得多方面的新信息,产生认识上的飞跃,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西方的科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实行严密封闭的愚民政策。行政封闭和思想禁锢使中国与国外缺乏信息交流,中国人信息不灵通,与外界交流少,思维方式处于长期封闭的状态,中国科技落后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拒绝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进则退。中国领先了2000年,到明末清初时中国人与外界交往都是一种“傲视蛮夷、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比他们先进,长期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能不骄傲自满吗?他们还能向别人学习吗?
而回观当时的西方,只要与中国交往,必定发现一大堆他们视为奇迹的东西,丝绸是那么华美、瓷器是那么精湛,水利工程浩大,农耕器具先进,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等,无不是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先进技术。西方人在这样的强大威肋和刺激之下能不拚命学习、力图富国强民吗?他们抢钱抢物,疯狂地掠夺资财,回顾一个个先进国家突然领先的原因,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哪一个不是发的抢掠之财和战争之财。而中国这个不事扩张和抢掠的民族却因为被抢走了多年积蓄的财产后变得赤贫,反被强盗们笑穷。就像我们的火药,在中国用于和平的烟花表演的火药,到了西方却被变成了杀人的利器,然后回来杀害这些火药的发明者一样。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
第四,曾被落后民族灭国的历史后遗症造成科技的车轮倒退。应该说我们比较不幸的是,在相当近代被一个落后民族灭国。对比西方的历史,文艺复兴正是开始于元朝,结束于清初。其实研究我国宋朝的经济,许多学者都认为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中国古代技术水平的最高峰就是在宋代,比如说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于1819年建立的,但其实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就已提出了这个方法,早于霍纳572年。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宋代的沈括早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指南针知识也是在十二世纪的宋代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连著名的中国研究家李约瑟博士都说考察中国的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发现它们的焦点往往都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如果不被元朝这个草原部落民族灭亡,让我们沿着自己的发展轨迹运行,还很难说科技革命到底会发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可惜明朝夺过政权之后,由于惯性,许多经济政策也只能沿用元朝那种游牧部落的既定方式,阻碍了经济发展演变的脚步。其实明朝也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
第五,中国的教育方式也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严重阻碍。其实中国的科举考试这个发明是个非常先进并有效的制度,唐朝从进行科举以后,国力强盛,贫穷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有出路,这更激发了人民的上进心,对国家是很有好处的。其实当年西方的聘用官员制度远远没有我们的先进,他们还是向我们学习的。可惜的是这个好经慢慢被念歪了,当年唐朝时的科举考试考题面很广泛,也不乏选择科技人才的科技方面的考试,但越到后来(至清末),科举考试却越变了形,说到这里不由得联想到今天的高考,几乎全部都是所谓客观题,然后机器批卷,考生越来越无法发挥人的自主性了,每个题目必是四个答案,必是三个错的一个对的,和当年的八古文有什么区别?
再这样考下去,中国的未来只怕就要毁在这样的考试方法下了,以前科举考试的教训还不够吗?中国现代的教育方式往往太过于注重书本上的知识,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关于书面知识的考试肯定高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但是在实际的实践上,中国学生就显得笨拙,这就是书呆子。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实战能力强的人才,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否则中国科技落后是必然的。
第六,混乱动荡的社会局面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战争似乎成了家常便饭,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毕竟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做保障。在近代后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近代后期,代表中国的依然是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只是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贫瘠与落后,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致使中国,的农村生产力长期受到限制。统制经济政策更是将中国的发展逼到死角.国民政府采用政治强制和超经济干预的方法,建立了战时统制经济。首先,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的垄断,后来又垄断了工矿业,并实行专卖制度,对外国援助的物资以及进口产品也进行集中管理和分配。对农村则采用“粮食征购”、“征界”的办法来满足战时的需要。这一系列政策导致民族资本主义因资源和市场的枯竭无从发展,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使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十分突出,直接导致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丧失人心
主观方面:1、长期存在的封建思想使中国的发展无法走出怪圈.在中国封建主义延续了几千年,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思想与制度严重限制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自由.导致一些新的思想与理论无法在中国传播,从而阻碍了中国接受先进的制度与思想。2、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近代中国处于混战之中,几乎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各地军阀占地自立然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却没有,一方面阻碍了市场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总之,近代中国的实际严重制约了它的发展使中国在很长的时期落后于其他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技在近代落后是有它内在和外在原因的。现在,只要我们认清原因,扬长避短,就可以在新的世纪里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也许正因为我们上一代的忍辱负重和我们这一代的奋力拚搏,我们的孩子们才再有机会生活在世界第一强国中!当然,我们必需提醒他们的是,不进则退,未来不要再重蹈覆辙,要永远让我们的祖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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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电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终结性考试试卷试题及答案
[试题] 电影《鸦片战争》 开篇说:
“只有当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正视和反思她曾经屈辱的历史”。
历次的反侵略战争, 都是以中国失败、 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
分析造成近代中国如此深重的苦难, 除了列强的原因, 清政府自己又该负怎样的责任呢? (100 分)
参考答案:
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
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
而前者是最根本的原因。
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 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一、 社会制度的腐败
1. 吏治和军队腐败。
1840 年以后, 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 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 不了 解世界大势, 不懂得御敌之策。
许多官员贪污腐化, 克扣军饷。
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鸦片战争中, 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 邓廷桢等被革职査办, 甚至被发配充军, 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
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 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 主张“防民甚于防寇”。
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 会引发农民起义, 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 为此不惜割地、 赔款。
2. 战争指导思想错误, 既害怕列强, 又惧怕人民群众。
战争指导思想的错误是与其政治立场分不开的。
统治者以“和外安内” 为战争指导思想。
多数权贵害怕列强的坚船利炮, 丧失了 抵抗的信心, 为了 个人和统治者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他们尤其惧怕人民群众, 担心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后会危及封建统治。
所以, 屡屡压制、 打击和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甚至不惜通过割地、 赔款向列强谋求妥协。
在中法战争后期, 1885 年 3 月 , 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大败法军, 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 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 茹费理内阁还因此垮台。
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 以此为和谈资本, 加紧妥协求和活动, 接受法国条件, 签订《中法新约》, 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
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不胜而胜” 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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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及富强之路
中国的近代要从1840年算起,由于清政府无能又很封闭,闭门造成车,清政府倒台后,中国的内战又起,1949年解放后,中国才开始发展,却又遇上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发展又停止了二十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迅猛发展,1980年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零点的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企连年创新高,相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还比较落后,有些地方还很贫穷,但是我们正在一天天的缩小这个差距,相信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赶上并超过他们。
对于历史,人们可以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绝对不能忘记。澄清历史事实不是要追究清算,而是要深刻地吸取教训以便指导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中国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自然的,中国文化也被深深打上了小农意识烙印——重农抑商、重人事轻科技、重礼教轻平等。这些观念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薄弱,尤其是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开始延缓甚至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重农抑商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所实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它的实行,首先根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而不是用来买卖。农业经济成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而商业便相对地不被统治者所看重。其次,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比较崇尚重义轻利,而在实践中与此相联系的便是重农抑商。商人往往是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可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则认定“为富不仁”,商人是典型的“小人”代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
这种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业的发展,而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也就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就不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因此,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二)重人事轻科技。
重人事轻科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此特征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造成——重农抑商政策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没有生成对科学的强烈要求和发展氛围。科技一旦失去了社会动力的支持,也就难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也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文化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同的。前者把自然当作审美的对象,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
后者把自然当作认知的对象,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因此,前者看重的是人事,后者看重的是科学。这也是近代中国科技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但科考的指定书是儒家的经典,科学技术知识从来不列入科考的内容。这也就否定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而引导士人从小埋头四书五经。所以,毫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君而死的“忠臣”,比比皆是,但是,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的布鲁诺那样,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人。
所以,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还能有多少人去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再加上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妨碍了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在古代发明了伟大的火药、指南针,却在近代被洋枪大炮轰开了国门。
(三)重礼治轻平等。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而礼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在以伦理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上建立起等级秩序。礼教包括礼仪、礼制、礼俗、礼义等多方面的内容。应该说,礼治精神培养出了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比如尊长爱幼等,在血缘基础上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对整个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礼治精神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其本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董仲舒的“三纲”学说明显加强了君、父、夫对臣、子、妇的统治。唐宋以后,理学进一步加强了思想专制,竟造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
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论。这些论调严重摧抑了中华民族许多优秀子孙的心智和功业,使中国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个性被压抑数千年之久。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寻求个性解放,主张超越封建藩篱、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展开,此时是在明末清初。
二、中国古代文化的转型时机与机遇的丧失
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过转型的机遇,但终究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
明中叶万历年间(1573—1620年),随着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镇的手工业中,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一股反映中小地主、商人和早期市民阶层要求,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程朱理学思潮的出现。他们不仅攻击程朱理学,还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声讨。
在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的治河经验;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内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杜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中国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16至17世纪西方文化开始向世界各地渗透,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大量东来,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息,如天文、历算、地理、美术、音乐等等介绍到中国,大开了中国士人的眼界,激励了中国某些“最有学识的人”,开始追踪世界科学。另一方面,东学西渐,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儒教、道教、园林、艺术、器物、书籍、植物种子传入西方,
向西方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可以说,假如中国文化沿着自我批判的方向发展更新,假如后来的统治者能顺时度势,改弦更张,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便有可能绕过近代历史的险滩,与西方世界在近代起跑线上展开富有生气的竞走,从而再度走向辉煌。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选择。这股冲撞旧制度、发展新科学、交流中西文化的浪潮,在满族入关和清王朝建立之后,却被断然煞住,从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大好时机。
与日耳曼人对欧洲的征服从而中断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进程相类似,满族统治不但不对中国封建文化施加任何有益的影响,反而人为地打断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自然转型的破产,使中国文化丧失了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契机。拿人们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来说。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文化上专制独裁,扼杀异端。据不完全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兴文字狱就有108起之多。乾隆年间,清高宗更是借编纂《四库全书》时机,将凡有民主或民族色彩的著作,一概禁售、毁版、甚至焚烧。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间,就烧书24次,共13800余部。而在科技领域,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也失去了。如在用人上,康熙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
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乾隆时期,还发动“复古”运动,认为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总之,正是清朝统治时期的文化专制、闭关锁国,及其对科技文化的轻视,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早期启蒙文化未能充分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转型未能完成,这才是酿成中华民族近代耻辱的真正原因。
中国富强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五年规划一直是重点,在以前的那么多个规划中,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且它的经济高速增长着,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担心及隐忧着它出现脱轨或翻车。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等八大问题。首当其冲就是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就够严重失衡。中国GDP的增长,让我联想到当年“一五”之后的“大跃进”,从而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调造成的后果。第二是蛋糕做大了,但蛋糕的分配存在不公平。200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但据联合国的贫困标准,至少还有一亿人处于贫困线下。近几年的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出现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也低于GDP增长。第三完成了工业产品的数量积累,但国际竞争力部强。即缺乏创新力,创新力不足。第四是民生大幅度提高,但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在这块国家投入明显偏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比如看病还是贵,不敢看病。第五是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特别是农民工的城民化问题。第六是节能减排成绩显著,但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大。第七是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但改革任务艰巨。十二五中行政体制的改革最大困难是在于权力和利益的调整。第八是国际竞争的硬实力增强,但软实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即综合国力的提升问题。
为了中国的富强、民主,我们应该时刻反省自己的不足及缺点,不应像清朝后期及新中国后期沉浸在自满中及愚蠢中,我们要时刻反省着自己,正确面对进步和失败。从而使中国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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