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打造增强型党群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
党群服务中心项目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探究
邮编：53140摘要：202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由此，要积极探索党群服务中心的多重功能，使之既能够充分体现出党领导城市治理的坚强政治阵地功能，又能够有效展现服务党员群众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各地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过程中，如何在有效回应党群服务中心美好生活向度的价值诉求的同时保证空间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探求空间生产、治理及其逻辑演进成为当前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重大命题。
关键词：党群服务中心；问题
一、党群服务中心空间配置的现实境遇
（一）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协调度
城市党群服务中心是基层党组织的治理阵地，承担着党和国家的政治引领、政策输送等任务。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空间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这也对党群服务中心如何配置更加美好、健康有序的生活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其能够为人们提供不同形态、多元功能的场地。在城市空间治理中，党群服务中心的核心功能就是如何充分利用好政治空间发挥好党建宣传、党群服务、活动组织、资源互通等功能，注重把线下教育动员与线上宣传交流深度结合，通过网络开展党的生活、教育培训、宣传党的大政方针、肯定先进典型、弘扬革命传统等；同时积极拓展生活空间，依托生活空间发挥好接访、谈心谈话、图书阅览、群团活动、志愿服务、便民服务和文体活动等功能，把思想教育、政治引领、心理疏导、协调沟通、整合资源、落实事项、党群共建和基层治理等各个方
面充分协调起来，解决服务同质化问题，发挥集成资源力量、促进大开放大融合的作用，做到党的工作全覆盖，服务群众零距离。
（二）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叠加性
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乡土人情社会转向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加剧了个人私人空间意识的觉醒。在城市治理中，一方面，公共空间配置大多依赖和取决于掌握规划主导权的国家和资本，呈现公共开放性；另一方面，空间内部一般处于群体性聚集状态，人们对自我存在感的追求和自我权利意识，如：隐私意识、个人空间意识的觉醒倒逼公共空间私人场域的形成，也迫使自我个体与他者群体的分离，公共空间逐渐沦为一种“背景”，个体或小团体却只需利用社交媒体、实时状态、交流氛围等要素就能轻易建构拒人之外的私人场域，使得共享的空间媒介不断被瓦解为一个个私人空间。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党群服务中心这类公共空间中，私人空间不断叠加在公共空间之上，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公众可以自由进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在这种进退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相互交叉和可能侵占他人的私人空间，只有彼此界限分明时，私人空间才可以自足，而党群服务中心这类公共服务性质空间，其内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由于功能、资源等配置方面难以泾渭分明，不同主体的诉求不断产生弹性变化，容易产生权益的碰撞和摩擦。而且“这种不均衡的空间分配必将造成城市居民的居住分异化，逐渐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缺失”。如何认清和处理好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叠加性问题，应当是优化党群服务中心空间配置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规划空间与实际空间的脱域性
党群服务中心一般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导下进行规划和推行的。从顶层设计和蓝图规划来看，其规划尺度可能缺乏实地调研，没有结合各个城市空间实际情况，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战略、自然地理基础、人口规模及其增长趋势等现实状况，导致实际空间难以到达规划层次或者与规划尺度不匹配；再者，规划内容简单照搬、拙劣模仿其他地方，尤其是粗暴模仿规模建设较为成熟的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布局，不顾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生活肌理等，实际空间的生产表现出从属、模仿的边缘化特征。
二、走向美好生活向度：城市党群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策略
（一）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
基层治理创新的中国经验表明：“中国基层治理强调发挥党在多元主体中的引领与整合功能。”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既体现在各级党委对社会治理的宏观决策和微观推动，也体现在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以及调节平衡作用。党组织必须对城市公共服务建设进行政治引领，这也构成了党推进城市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政治逻辑。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阵地，要在建设中要突出阵地性，强化空间的政治引领功能，坚持党组织引领，协调多元空间权益主体关系。“引领”指将党组织和国家关于党群服务中心空间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方针，贯彻与输送到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各个环节，积极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保证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方向正确、动力提升。
（二）多规合一空间治理机制
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有密切关系，城市空间治理还被赋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城乡关系，培育内生发展动力，通过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多元主体自发组织机制的培育，推动城乡空间价值增值等诉求，以空间资源分配为核心，强调空间权利的有序分配，按照多规合一空间治理机制推进，注重动态群体在空间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与协调机制的构建，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特别注重解决空间治理中的“矛盾规划”的相互冲突，以推进城市空间融合发展、空间一体化、精细化管控作为核心目标。
（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协同治理
实现“自上而下”城市空间用途管制和空间治理目标的层级传导机制，进而为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创造条件。此外，城市空间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在空间治理中的参与能力，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推动城市空间治理“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的结合，形成合力，强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双向交互空间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物质空间与空间关系交互、空间权属与空间组织叠加、空间群体利益分配与
多元主体参与衔接、尺度传导与诉求回溯联通的多重治理方案成为深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的关键内容。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者结合主要借助于党群服务中心这个平台，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平台把“自上而下”的政策进行输出和引导到基层治理，“自下而上”主要表现为治理效能反馈与展示。这种举措和效能分别对应“尺度传递”和“尺度回溯”，即城市空间治理在治理举措向下传导和治理效能向上回溯，实现城市空间治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逻辑。按照“上下结合”型城市空间治理运转机制是积极落实“央地关系”空间用途管制目标传导逻辑的同时，也把多元主体参与的“自下而上”治理目标也囊括进来，调适和变革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避免主体和功能协同联结的弱化和断裂，通过城市治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动员和行动策略，避免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现象，有利于形成合力推进城市空间发展，进而为落实城市战略提供可行路径。
数字化建设如果仅仅关注硬件设备的发展，那就会造成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僭越，迷失数字化最初的意义，数字技术是以人为主体的，数字智能的嵌入仅仅是空间治理的外在表现，打造适配性党群服务中心，必须回应现实中人的需求，促进数字技术服务群众，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5月9日。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人民日报》2022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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